1034 拓荒记 : 深圳技术大学创建之路 序言

一直在路上意味着敢于跃出舒适区，敢于蹚试深水区，敢于探索无人区。通过“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意识到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能支撑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大都市”的蜕变。早在2005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分析深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时，就指出四个“难以为继”，即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这些是制约深圳发展的系列瓶颈。四个“难以为继”，是深圳的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在早期“铺摊子、打基础”的占地型经济中面临的倒逼之痛—深圳发展必须快速有序实现集约化、高端化转型，必须快速迈向“上水平、求效益”之路。否则，曾经的风华之城将日益沦为平庸。不可持续的繁荣，代价惊人。比如，当时的葵涌镇临近海边，其中一家外资印染厂把白色的沙滩都染黑了，深圳的大沙河也成为“臭名昭著”的“墨汁河”。这样揪心的事实，绝非孤例。多重因素迫使深圳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调整和“大革序言深圳高等教育再出发005命”。深圳，不得不跃，不得不蹚，不得不探索！

站在21世纪第3个十年的路口，曾经的“山寨之城”已经变成了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深圳，成了！一场场壮士断腕的改革，恰如一次次关山难越的羁旅。从头越！从头越！深圳创新一直在路上。有人问，深圳没有名牌大学，高科技产业是如何崛起的？与北京、上海不同，深圳在教育资源、国家级研究机构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凭借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创新、市场体制机制的创新、政府体制的创新将“寨都”托举为“中国硅谷”。在深圳，90%的研发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的科技人员汇聚在企业，90%的专利申请集中在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但是，4个90%也从侧面反映了深圳高等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无力和缺位。2017年5月10日，时任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张基宏在市委党校第4期党性教育专题研讨班做了一份情深意切的深圳教育发展专题报告。他指出，深圳教育牵动着200万学生的成长和未来，承载着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和全市人民的厚望。在高等教育方面，深圳还存在着整体规模偏小、缺乏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层次偏低、高校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远远不能满足深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衡量一城、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深圳尊才爱才重才，全国首个人才主题公园就在深圳，“深爱人才·圳等你来”的口号可谓远近闻名。日趋高端化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按照教育部2017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其中，研究型高等学校以培养学术研究的创新型人才为主，开展理论研究与创新，学位授予层次覆盖学士、硕士和博士，且研究生培养占较大比重。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职业技能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专科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并积极开展或参与技术服务及技能应用型改革与创新。

2014年，深圳高级技能人才缺口约30万人。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发布的《2015年深圳技能人才紧缺目录》，有164个职业被列入“紧缺类”。高水平的人才结构支撑高质量的产业优化升级。2014年，深圳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为24.1%，低于北京（35.1%）、上海（31.02%）、广州（30.09%），远低于纽约（52%）、首尔（50%），即使与2000年的东京（27.19%）和伦敦（31%）相比，差距也比较明显。2016年，深圳共有11所高校：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面对轰轰烈烈的产业高端化进程，彼时的深圳仅有3所专科层次的职业技能型院校，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深圳技师学院、第二高级技校作为技能人才供给端。人才的层次结构、学科结构、性别比例、区域分布和激励机制都已无力托举时代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

历史不是单一面向的多重折射，社会不是单一要素的循环复制，创新不是单一维度的重复建设。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的合力共同塑造了历史、社序言深圳高等教育再出发007会和创新之河的蜿蜒壮阔。跳出产业看产业、立足全局看产业、放眼长远看产业，产业发展的时代面貌是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着生产力的爆炸性释放，历次工业革命皆对旧有的生产规范进行了系统的格式化，牵引出更复杂、动态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迸发出更丰富、有机的生产和管理要素。教育，则是所有要素中最为闪耀的一颗。

无论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对“学习—经验”的强调，还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对“教育—劳动”的关注，都把学识的积累、素养的提升、能力的锤炼、人格的涵养视为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内，生产实践是获得认识的真理性和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它不仅是人们正确认识的现实来源，也是检验认识的科学标准。它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自足性假设和主观闭环，将科学认识的前提、目标和路径着落于社会历史的现实进程。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因此，有效教育的动力机制不在于追随先验理性的预设，也不在于遵循一套合理化的逻辑结构，更不在于随机的个人天禀，而在于能从实践当中来并回到实践当中去。透过大历史的时间棱镜看，如果说个体人才的养成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群体人才的涌流，则与人才培养的社会互动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导向有着必然的关系。教育的前提、目标和路径同样需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高精尖产业发展趋势，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一言以蔽之，教育应主动面向生动的生产实践，面向现实的迫切情势，面向新的产业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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